周毓麟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早期数学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是我国领域早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长期科研生涯中获得了系统性的杰出成果；基于科学计算实践，建立了离散泛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体系。

　　一张泛黄的合影里，年轻的周毓麟抱着女儿，笑容温和。在女儿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她眼中的父亲，始终是这样一位体贴的“超级奶爸”。然而，这位慈父的身后，却藏着一个连最亲密的妻子都无从知晓的重大秘密——它关乎国家命运，也定义了他三次毅然“转行”、转换学术航向的非凡人生。当“国家需要”成为唯一的抉择理由，他将个人的学术热爱与成就，悄然融入时代洪流，化作国家发展的坚实力量。

　　周毓麟的女儿周凤明小时候，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允许打听父亲的工作。

　　周毓麟带孩子有一个“独门绝技”，总能把生活中的事化作数学问题，在哄女儿时就使用这招。

　　他洗衣服时女儿过来撒娇，他会一边搓洗衣物一边笑眯眯地问：“是打开水龙头一直漂洗来得干净还是漂洗一次拧干一次再漂洗来得干净，为什么？”

　　妻子月空闲时候要织毛衣，女儿偏缠着妈妈要出去玩，周毓麟就说：“妈妈现在织一圈共多少针，每织一圈就加一针，加到一定的针数就可以放下来休息了，那你自己计算一下，妈妈还要织多长时间才能陪你玩。”

　　他一问，就成功地把女儿打发到一边自己思考去了。家里的气氛总是很安详，生活很有秩序。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周凤明眼中，父亲只是一个温和、爱孩子的大学老师。直到上初中，有同学好奇地问她：“你父亲是不是搞的？”她还一脸懵懂地反驳：“不会吧？”

　　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1984年。当年，为庆祝爆炸成功二十周年，有关部门举办晚会，邀请部分功勋科学家及其家属参加。周毓麟和夫人月一同前往，直到这时，月才知道，那位“出差”北京20年的丈夫，原来是做核武器研究的。回到家，她笑着对丈夫说了一句让他哭笑不得的话：“原来你是搞的！我以为你是做导弹的！”

　　1984年10月，周毓麟（左1）参加九所举办的首例爆炸成功二十周年展览会

　　我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而周毓麟的一生，却是在不断“放下”自己深爱的领域，一次次重新出发。有人或许会问：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怎能说转行就转行，而且一转就是三次？但在他看来，答案简单而坚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荣幸。”

　　第一次“归零”是在1954年。早年曾师从陈省身，那时31岁的他已是拓扑学领域的“潜力股”，成果斐然。可当国家建设急需偏微分方程理论方面的人才时，他二话不说，合上拓扑学讲义，远赴苏联从零开始——好比一个已经站在山顶的人，为了国家，毫不犹豫地走下山，去攀登另一座更险峻的山峰。

　　第二次转身，发生在1960年。那时他已在北大搭建起顶尖的偏微分方程教研室，一纸调令突然而至，没说具体干什么，只说是到二机部去搞国防保密研究。

　　“没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他只简单叮嘱妻子几句，当天下午便赶去新单位报到，而此时距女儿出生仅剩一个多月。

　　到了九所后，他才知道是参与研制。这不仅是全然陌生的领域，更需隐姓埋名。他再次把自己“归零”，从纯粹数学家变成了核武器研制的综合型专家——开展数学模拟、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等关键研究。这一干，就是二十载，家人始终不知他的真实工作。

　　第三次转身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年近六旬的周毓麟主动退居二线，重新开始了自己搁置了将近20年的偏微分方程研究。

　　20年没在学术圈露面，花甲之年要追赶国际水准，难度可想而知。但他没有退缩，潜心学习调研，每周整理的摘要笔记多达百余页、近八万字。

　　这一阶段，他的研究成果集中迸发：1980年到2003年间，与合作者发表论文130余篇，创立的离散泛函分析方法和理论，更引领了国际研究热潮。

　　三次转身，三次“归零”。周毓麟并非没有个人热爱，而是把对个人兴趣的热爱，悄悄融入了对国家需要的担当之中。

　　当旁人称赞他为国家三次牺牲专业方向时，他淡然道：“对我来说，三次转方向，就是三次提升。”

　　七十载治学光阴，他的战场，在三尺案头；他的武器，是一支笔、一把计算尺，还有那一叠厚厚的计算机打印纸；他的勋章，是一张张读书卡片、一本本潜心笔记、一篇篇严谨论文、一部部传世著作。

　　人生没有定数，人生也不可计算，如果成功能用公式表达，那一定也会是非常简洁的。

　　周毓麟说：“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我也总是想从更广阔的视野上，不断提高我自己的认识。这一点，是推动我敢于去改变、去做研究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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